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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2012年江苏申论真题   本站编辑 婷   2012-12-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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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 第1页:2012年江苏公考申论真题(给定资料)
  2. 第2页:申论作答1-2题(含答案解析)
  3. 第3页:申论作答3-4题(含答案解析)
2012年江苏省申论真题及答案解析 注意事项: 1、请在答题卡上指定位臵填写上自己的姓名、报考部门、填涂准考证号。  2、考生在答题卡指定的位臵作答,未在指定位臵作答的,不得分。  3、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,考试应立即停止作答,将试卷、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上,待监考人员允许离开后,方可离开。     1.清冷的秋雨中,S省L县某村被笼罩在一种深深的寂静之中,散建于山间、坡上的一些农家窑洞,有的已经破落坍塌,洞前的院落有的已被种满了作物。作物的生机和村庄的寂静形成鲜明的对比。   村里的刘书记说,现在常住村里的有50多人。其中20多位是65岁以上的老人。“年轻人只有过年过节才回来,也只有那时候村里才热闹点。平常都是冷冷清清的,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。”   由于年轻人大都出去了,村里的公益事业很难开展,比如想搞道路硬化,亮化工程,基本找不到劳力。刘书记说:“我们也想给村里干点儿实事,但老年人思想转变不过来,还有人说自己是快要死的人了,折腾那些事干什么。发动不起来,出工不愿意,出钱更难。     Y村是S省新农村建设试点村,记者看到,村户间的道路都已硬化,道旁绿树成荫,广场上,篮球架、大戏台等文体设施一应俱全;学校、卫生室,便利店等公共设施齐全。然而,即便已是上午10点左右,除了几个上学的孩子,出门溜达的老人以及在便民店前下象棋的几位村民,硕大的村子里在也看不见其他人。一个村干部说,平常留守在家的主要是小孩和60岁以上的老人。“新农村建设起步了,可村里人太少了。”72岁的村民高老太对记者说,“孩子们出去是为了挣更多的钱、过上更好的生活,也是为了让他们的孩子上更好的学,有更好的前途,作为老人也支持。这些年农村发展的挺好,老人们在家生活也很方便,只是想到将来还是会担心。现在还能相互照顾,年龄再大点就不行了。孩子在外挣钱不可能回来照顾我们,村里乡里又没有养老院,到时候怎么办呢?”     “村里人外出打工,确实比在家里赚得多,但也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那么融洽了。村民老张说,以前每到农忙时节,四邻八舍都会互相帮忙,主家称肉打酒,忙完了农活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,喝几杯酒,气氛很融洽、很快乐。”“现在不同了,邻里间相互帮忙的少了,耕田、打药、插秧都得请人、雇工,一个工50多块钱。”      记者在好几个省的农村采访时,都有一个强烈的感觉―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冲击下,传统乡村的“熟人社会”正在“陌生化”。  一些基层干部告诉记者,在来自城市的价值观念、生活方式的感染下,传统乡村那种邻里守望、互帮互助的淳朴乡风证逐渐消逝,农民的思想观念,生活习俗正在向城市积聚靠拢。    “如今的人情关系、社会关系、代际关系等都有点变味儿了。”某镇政协联工委说现在要组织村民开个会很难,大家都忙着办自己的事,人都聚不齐。有时乡里组织村民们开个会没有“误餐费”,好多人都不愿意来。     2. 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下午,江苏某县54岁的村支书老胡有那么点“小郁闷”:村里修公路,工程队的人不小心将沿线村民家种的一小片黄豆毁坏了,双方闹起来,老胡做了半天工作,嘴都说干了,到傍晚才勉强调解好纠纷。    “这种小矛盾在以往,村干部一句话就搞定了,现在居然要费那么大劲。”老胡的情绪一时难以平复,边说边摇头,“你说这修公路也是为了村民出行方便,村民要争取镇上支持不知费了多少心思,可到头来还得求着村民!”    老胡这个村是一个有5000多人的农业村,这几年道路建设跟不上需求,村民都提出要修几条路。村里没钱,让村民集资很多又不肯;村两委打了很长时间报告,好不容易才得到镇里的扶持。可自从今年7月道路开工,老胡和其他5名村干部就没少“求人”――修路涉及农户拆迁,一些农户提出就是给补偿也不愿意拆,因为房子拆了不方便。结果。到现在工期一直是断断续续的。    山东某县Q村高支书谈起村里的情况,多少有点无奈:“现在农村不好管了,各家过各家的日子。村里5个干部,整天忙着治安维护和矛盾调解,再就是村民看病、孩子上学等事情。处理不好村民会有意见,所以只能尽量争取让大家满意。”住在村东头的谢大嫂说,她平时都不去村部,就算有非常重要的事,也是路过村支书家时,顺道过去说一声就行了,平时都不怎么交道。”    取消农业税,无疑是中国农村具有划时代疑义的一次革新。它不仅减轻了广大农民的负担,而且使农村社会生态发生悄然变化,但伴随着“要款”时代的远去,村干部的权威也面临挑战。在南京市江宁区某村,村委会王主任向记者讲述了他当村干部16年的感受。 “现在与过去不同了,集中村民办个事真不容易,有时候还真得求着他们。大到修桥修路,小到清理垃圾,都要给点报酬。”王主任说,去年9月开工的长江引水工程,要求全村每6户一个水表,放臵水表的池子要安臵在其中一户人家的房子边。结果有两三户不同意安臵,村干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还找来与这几户人家关系好的人做工作,最后才办成。      3.  沈某是A市A村农民,过去全家依靠2亩多耕地维持生计,5年前当地政府引进一家企业,以每亩1万元的价格征走了他家1亩多土地,前年,随着工业园区的扩展,又一家企业业进驻村庄,他家剩余的耕地也以每亩1.28万元的价格被全部征走。如今,全家8口人虽然都是农村户口,居住在村庄里,却已身无寸地。    “两三万元的征地款,只够一家人一两年的生活,政府虽然帮助买了保险,但标准很低男的年满60岁,女的年满55岁才能领取每月100元的养老金。现在物价越来越高,这么低的养老金以后日子怎么过啊!”沈某说这番话时,脸上挂着几份忧郁,失去土地以后,沈某的孩子们外出打工,他夫妻二人只能赋闲在家,守着村中的房屋,“我们说是农民,没地;说是工人,没岗。现在是农不农,工不工。”    中部地区某县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,当地一家矿山企业每年缴纳的税收多达2亿元,一度占到全县财政收入的四成,企业还为当地解决了数十人就业,不少村民也因矿而富。说起矿产资源开发带来的收益,地方政府领导如数家珍,不过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,运矿的卡车从村里经过时尘土飞扬,沿街两边房屋都积满了黄土,村里的道路也被压得崎岖不平。 由于这一矿山的尾砂坝存在安全隐患,从去年年初开始,当地政府决定对坝下的200多名村民予以移民搬迁,尽管事前地方政府做了细致的工作,但村民对搬迁安臵存在不同看法,怨言纷纷。    一些村民说,企业开采矿山转了个盆满钵满,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,有的人靠着矿山也发了财,可我们这些村民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惠,相反,我们的稻田、生活用水被污染了,路被压坏了,最后还闹得要背井离乡,这是搁谁身上心理都不好受啊!       4.许多地区依然普遍存在农村垃圾难题亟待破解。在农村走访的几天里,记者眼前的乡村美景屡屡被破坏,大量垃圾随意丢弃田头、路旁、沟渠、河流等地。     在H县Z村,露天垃圾集中填埋场已有10多米高,场地未见任何防护措施,附近到处是飘落的废塑料袋,旁边就是稻田和藕田。填埋场附近的几户朱姓居民告诉记者,夏天时这里臭熏天,蚊蝇成灾,即使在冬天也能闻到臭味。     在素有“中国珍珠之乡”的H县,记者发现珍珠养殖对农村环境的破坏,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。H县W村村民告诉记者,珍珠养殖户受到利益驱动,实行高密度养殖,过量投放鸡粪的有机肥,造成水体污染,珍珠养殖水体派出的废水发黑发臭,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沟港,导致人们无水可饮。     在W村,记者看到多处堆积如小山的珍珠蚌肉、备课废弃地,过往行人掩鼻通过、恶臭难忍。据了解,H县所属的C市每年约有6万吨蚌肉、近10万吨贝壳被抛弃,成为重要的污染源。     在B村的蛋鸡养殖小区,由于养殖密度过大和鸡粪缺乏销售渠道,小区内污水横流、气臭熏天。在邻乡的生猪养殖小区,部分粪便虽有沼气池处理,但多数粪渣进入了旁边的稻田和水库,日积月累,成了大型的露天化粪池,污染水库。     在P村和T村,记者在村民的带领下,来到一条3米多宽的血色“煤水沟”前。T村村民告诉记者,附近煤矿的洗煤水形成的这条“煤水沟”,已经污十几年,直通入当地的“生命水源”——沅江。村民们诉苦说,“煤水沟”的污染已使他们失去了灌溉水源,村里的1400多亩地都受影响,现在基本都只种植一季稻,还得靠天降水。     环保部于2011年5月底公布的2010年《中国环境状况公报》标明,对周边环境状况,只有不到6成的农村受访者评价为“满意”或“比较满意”。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一项调查也显示,对农业生产、生活中产生的面源污染以及工业企业带来的各种电源污染,分别有三分之一和近3成受访农民表示不满意。       5.一些地方在村“两委”换届是,存在贿选、家族势力等等情况,外加一些地区在任用村干部时,使用一些知识水平差、政治素质低的人,为村干部腐败埋下了隐患。他们上任后,虽然素质不高缺个个发财有术,一旦案发,则往往能找出诸多理由推脱。     受访基层检察官和纪检干部反映,一些地区农村账目混乱,财务管理不规范,会计手续不全,票据跨年入账,资金体外循环,“白条子”情况严重。村干部公款吃喝,公私不分,村里收入不入账,如山东发生一起铁路补偿案件中,几乎所有的情况都是“左口袋公款,右口袋发票”。     近几年,随着农村土地在市场化与城镇化进程中价值大增,村官手中的隐性权利越来越大,村官受到的制约却非常薄弱。记者调查中发现,土地征用,土地开发,城中村建设和涉农资金,贷款管理等成为涉农职务犯罪的重要灾区。     2009年11月,D市人民检察院收到N村群众举报,反应村干部与D市某公司经理张某等人勾结,以每亩7000元左右的价格“征地”,又以每亩5万元转手卖给市国土资源局,倾吐巨额征地款,众多村干部从中受贿。调查发现,2008年至2009年间,张某向N村村干部行贿457万元,低价囤积千余亩集体土地,在这起土地腐败窝赃案中,25名D市干部,13名村干部参与“分肥”。     这起由“村官”贪污受贿引发的腐败案绝对不是“村官”腐败的个案,据相关报道,2010年某省人民检察院累计查处涉农贪污贿赂案256件,406人落网。      6.今年来,许多发端于乡间的传统手艺愈发彰显其生命力,这些广泛流传于乡间,以前一直被用来养家糊口的手艺,正在成为一些地方的富民产业,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,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。然而,记者走访调研中发现,民间手艺人和传承人普遍年龄较大,而年轻人又不愿意学习传统技艺,人才匮乏严重,据Z省统计,当地民族系列手工艺生产的中坚力量,年龄都在55岁以上,40至55岁年龄段的高级技术人员出现断层。     现在年轻人宁愿在城里端盘子,也不愿意在家里当绣工。”湖南工艺美术大师,总工艺师江某说“学艺要有个过程,至少要两三年才能见效,刚开始几个月挣几百块钱,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花这个时间。”   基层文化工作者和专家认为,发展农村特殊文化产业,人才培养是关键。强化人才培养的保障和激励机制,完善专家和行业评估体系,破解人才难题。   在一些地方,“一对一”仍是传统手工艺产品销售的主要方式。 以木雕、根雕、砖雕“三雕”著称的J省W县,虽然作坊多,艺人多,但真正懂市场、会经营的商户很少。现在有很多个体老板,还依靠熟人订单等简单的方法做销售。专家指出,在农村特色传统文化发展的规划中,在战略上没有对人才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。        7.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,挖掘更多的文化资源,很多的文化形态成为社会共识,传统手艺的价值正日益彰显出来。     冶山镇的六合农民画艺术中心里,纪委农民画家正挥洒着手里的排笔和水粉颜料,迅速勾勒《牧羊图》《玩花船》等画作的轮廓,忙的不亦乐乎。因为邻镇的一个农家乐休闲农庄要装饰店面,找他们订了40幅农民画,春节前便要,记者发现,这样忙着作画的场景,在冶山镇的许多乡村,都可以看到。现在,全镇共有骨干农民画家20多位,能画的则有100多人他们忙时农耕,闲时作画,既作为增收手段,又陶冶情操。     作为苏绣生产核心基地的苏州市高新区某街道,目前从事刺绣制作的绣娘就有8000多人,具有一定规模的刺绣企业有35家,年产值超过10亿元,还催生了一批包装、运输等相关行业,由于镇湖“绣娘经济”的发展,镇湖的劳动就业率超过95%,刺绣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达75%。刺绣经济的发展壮大,还是得镇湖从过去的“接包”加工刺绣产品转为“发包”给周边乡镇,带动了周围大批农民就业。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在海外市场更是具有巨大的开拓空间,山东潍坊的风筝蜚声海内外,当地企业研发的“教学风筝”(风筝扎制完后,配备毛笔和水彩由消费者自行上色),每年仅出口就近50万只,湖南湘绣城每年产值达到10个亿,湘绣产品销往韩国、日本、没过等15个国家。        8.2011年,某县积极创建“群众事务党员代理制度”,全县5000多名党员干部人人参与代理,全县所有群众都是服务对象,群众所有合理合法诉求都纳入无偿代理服务范围,包括诉求代言、事务代办、信访代理。   为此该县构建了三级代理服务网络,镇一级依托便民服务中心,建立代理中心,设立“导办室”,实行一站式服务,帮助群众代理,代办需上级部门审批的生育、保险、医疗等方面的证件、手续;村(社区)建立便民服务代理站,村民小组(居民小组)建立代理点,受理群众需要到镇级或镇级以上部门办理的各项事务。二级……;三级……(大概有3句话不全)。     与此同时,该县建立了党员干部考核、监督制度,通过完善的考核手段,完整的考核体系,保障代理制度落到位,从而使工作真正惠及民众。政府还公布了代理人员的代理工作内容和电话,公布分发到民众手中,保障民众查找联系电话。     “现在是干部下去找群众,组组有人到,户户有人包,改变了过去群众有事找不到干部的情况。”责任区代理人是24小时保持手机畅通,对群众提出的事项48小时内要作出处理。     该县县委书记说:“我们实施党员干部代理制,就是要发挥党员干部的作用,变“群众上访”为“干部下访”,让党员干部在于普通群众谈家事中倾听民声,在拉家常中体察民情,在办实事中解决民忧,化解怨气,拉近距离,真正与老百姓心连心,心贴心。”       9.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,到2011年末,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达到51.27%。在中国历史上,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乡村人口,这昭示着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,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新成长阶段。     草桥村位于北京西南三环,区域内除了有一座巨大的立交桥,是著名的地标恐怕是附近 的300路公交车总站,这趟围着48公里长的三环路转圈的公交车,号称“全世界最拥挤的车辆”。而在这个明代起就为北京供应花木的小村落,正在完成它最后的城市化蜕变。草桥村里有20多家集体企业,涉及花卉、物业经营等多个领域,全村的经济收入超过7亿元。草桥村民住的高层小区整治洁净,每一户都拥有有集体经济的股份,有分红,有福利。“现在,草桥村民不仅百分百就业,平均每户职工工资加股金分红年收入可达5万到6万元,70%以上村民家庭有了私家车。”党支部书记老王说,他的经验是,第一条不管怎么样,村集体的经济命脉不能丢,土地收益要成为生生不息的产业,而不是一分了之;第二条,总要有“组织”,熟人社会也好,乡规民约也罢,再叠加经济纽带和党政组织,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。   让全体村民离土不离村,拧成一股绳,一直是王书记引以为豪的事。自上世纪90年代村集体开始“有钱”,20年来没有一个村民脱离集体。而这只拧紧绳子的手,就是经济关系。1999年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时,草桥有1亿多元资产,人均能分2万元。王书记强力坚持:“不能分光吃净。”    “周围村卖地后给村民分钱,我们老百姓也有过这种想法。其实,集体的实力才是坚强的后盾。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平稳,是最踏实的,最持久的。”以村集体经济为轴,经济关系把村民们紧紧捆在一起。王书记反复强调“组织”在草桥村存在的重要意义。如今在草桥,没听说有人愿意脱离村集体。村集体资产量化后人均送房50万元。以养老福利为例,普通村民比照科级干部退休标准执行,当时村干部的享受处级干部待遇,有了强大的经济纽带,“组织”说话更有分量,草桥的社区管理也有了更多约束力。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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